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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母刺字。 □豆蔻 现实生活中，人们对刺青并不陌生，尤其是追求个性和时尚的年轻人，更是对之趋之若鹜。其实，刺青并非现在才有，我国唐代就是刺青风俗盛行的时代，文献中有较多记载，《酉阳杂俎》前集卷八就搜集了不少。徐连达在《唐朝文化史》中即依据段成式所记作了概括。武汉铁木针专业刺青纹身店 唐代刺青的内容较为丰富，主要有山水鸟兽、佛像、诗歌和文字记号等。晚唐有个叫王力奴的人，用五千钱雇来劄青工匠，在自己的整个胸腹部刺满了山水亭院、草木鸟兽，形态毕备，设色鲜明；另有个蜀中小将韦少卿，是元和元年进士韦表微的堂兄，他“少不喜书，嗜好劄青”。其叔尝令解衣视之，胸上刺一树，树梢集鸟数十。其下悬镜，镜鼻系索，有人止于侧牵之。叔不解问焉，少卿笑曰：“叔不曾读张燕公诗否?‘挽镜寒鸦集’耳。”俨然是一幅诗意图；又有一位姓崔的黔南观察使，他自幼从军，遍体刺有一条蛇，始自右手，蛇口大张，蛇身绕腕匝颈，蜿蜒在腹，蛇尾一直拖到小腿部。每宴宾客，酒酣之际，便伸臂袒胸，戟手捉住优伶辈曰：“蛇咬尔!”优伶也做痛苦大叫状，以为戏乐。武汉纹身店 在京城长安，刺青之风也很流行，而且多为闾阎恶少。他们剃光头，浑身刺劄各种图形，还常与军士勾结，抢劫打人，横行于街衢酒肆。唐武宗会昌中，薛元赏复任京兆尹，曾严厉加以打击，一次抓住三十多人，悉杖杀于市。余党畏惧，争以炙灭其文（纹）。《新唐书·循吏传》亦有记载。 唐代是佛教极盛之世，唐宪宗奉迎佛骨之时，长安城官民解衣散钱，焚顶烧指，倾城若狂。风气所染，有人在身上劄刺佛像以表虔诚或用来护身，自在情理之中。李夷简元和末年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，成都人赵高好斗，进班房多次，因为他满背雕镂毗沙门天王(多闻天王)像，狱吏不敢杖责其背。他便有恃无恐，成为坊市祸害。李夷简闻知大怒，擒至厅前，找来新造的大棒，喝道：“杖子打天王，打尽则已。”可连打三十余棒而不死。过了十多天，这个赵高竟然赤膊袒露，挨家挨户索要修理功德钱。段成式门下有位军士叫路神通，能手提六百斤的石碾子碾东西，他背部也刺有天王像，自言得其神力。每逢初一、十五，他还焚香打坐，赤裸上身，让妻儿向其背部的刺像虔诚叩拜，俨然一幅天王附体的模样。 文献所载刺青的群体多为市井恶少、江湖豪侠和行伍军卒。《唐朝文化史》也称文（纹）身者多是青壮年男子，其中有不少浪迹江湖的任侠之流或坊市里舍的逞强好斗之徒。他们在身上刺青，一方面有装饰美体的作用，另一方面也常借此表现桀骜不驯的个性。如长安大宁坊有位大力士叫张斡，他左臂刺着“生不怕京兆尹”，右臂刺着“死不畏阎罗王”。这显然是在与薛元赏的严打行动相对抗。 也有人刺青是为了铭刻自己的誓言，可归为“刺肤励志”一类。 这一点在宋代进一步得到发扬，不少将士都以刺字明志的方式来表达爱国之情，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南宋初期的抗金武装“八字军”。 《宋史·王彦传》说八字军首领王彦部下相率刺面，作“赤心报国，誓杀金贼”八字，以示无他意。八字军最盛时发展到十余万人，多次击败金兵。其中一万多人由王彦率领南下，转战川陕等地。最后归刘錡统率，在绍兴十年(1140)取得了顺昌大捷，为抗金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宋代八字军刺字明志，表达了他们抗金报国的拳拳之心，也正是在这一史实的启迪下，后代小说才演绎出了岳母刺字的感人故事。 宋、元时期军伍士卒刺字为号的现象十分普遍，除刺在面部背部外，还有刺于手部的，称作“手记军”，据说是为了防止士卒逃亡。苏洵《嘉祜集》卷五《兵制》云：“及于五代，燕帅刘守光又从而为之黥面涅手之制，天下遂以为常法，使之判然不得与齐民齿。” 依照传统儒家的观念，身体肤发受之父母，不得随意伤害。因而，刺青在风气盛行的唐代就曾屡遭严禁，但禁而不止。到明朝洪武年间，朝廷再次严令禁止，从此无敢犯者。陆容认为：“闻古之文身，始于岛夷。盖其人常入水为生，文其身以避水怪耳。声教所暨之民，以此相尚，而伤残体肤，自比岛夷，何哉!禁之诚是也。由是观之，凡不美之俗，使在上者法令严明，无有不可易者。”陆容将刺青视为不良习俗，主张加以禁止。这代表了当时多数人的看法。 刺青既然是一种流传久远的习俗，就说明它确实能满足某类人的需求，于是，也就出现了专门的从业人员。据《酉阳杂俎》记载，唐代蜀人工于刺，所刻分明如画。有人以为用黛染色，故而鲜艳，其实只是使用好墨而已。在荆州坊市间，也有专门以鬻刺为职业者，平时备有印模，上面嵌有一丛丛的细针，组成各种图形，可以根据各人喜好选择印模，刺罢刷以石墨。待印疮痊愈，细密的纹路即清晰可见。将印刷技术应用于纹身，这只有在雕版印刷逐步盛行的中晚唐才有可能。到了元代，刺青的从业者还被归入画家的行列，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所列“画家十三科”中就有“雕青嵌绿”一目。 古人还有去除刺青的医方。据金代张从正《儒门事亲》卷十五“取雕青方”：用水蛭(俗称蚂蝗)阴干碾末，先以白马汗擦青处，再用白马汗调水蛭末，涂之即可。《本草纲目》中也引用了这个单方，但其效果今人不得而知。 |
